现货配资平台即便总部指令未完全批准

华东腹地的徐州，曾是连接南北、贯通东西的战略要冲。抗日战争进入第二年，围绕这片土地，中日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且充满变数的军事较量——徐州会战。这不仅是兵力的硬碰硬，更是双方战略意图反复拉扯、最终以中方巧妙避险而告终的一场深远博弈。

要冲之地，战略要地

1937年8月，国民政府在全面抗战的蓝图里，将苏北与山东列为防御重心，设立第五战区，起初由蒋介石亲自兼任司令长官，随后李宗仁接替指挥。该战区原定任务是粉碎敌军海上登陆的企图。然而，随着南京失守，正面战场态势剧变，徐州的重要性陡然提升。它作为津浦、陇海两大铁路的交汇点，直接威胁着战略重镇武汉，成为兵家必争之地。军事委员会明确下达指令，要求“固守徐蚌两要地，非有命令不得撤退”。蒋介石也曾亲赴前线，敦促将士“合力同心，一致杀敌”，强调保卫要地。为整肃军纪，1月24日，此前抗命避战的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被处以极刑，此举有力震慑了观望心态，稳定了军心士气。

与此同时，日本侵略者攻占南京，表面风光，实则步履维艰。为了追求速战速决，日本已将16个师团，约70万兵力投入中国战场，历年积累的战争物资也已所剩无几。而中国政府坚决不屈，广阔的国土和庞大的人口预示着持久战的巨大潜力。日军在满洲地区仅有5个师团，面对强大的苏联远东红军，处境艰难。华北、华中已占领区也麻烦不断，中国抗日武装时常袭扰城市和铁路，使其无法安宁。面对困境，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在1月下旬起草《战争指导计划大纲》，提出对华战争应转为“消极持久战”，以减少消耗，加强对苏准备。2月16日的御前会议正式批准这一方针，明确规定不扩大在华战区，特别强调津浦线沿线不得扩大作战范围。

失利与失算：台儿庄的余波

然而，日本军部的收缩方针，并未得到侵华日军前线指挥官的完全认同。早在南京失陷之初，华北与华中的日军就迫切希望打通津浦线，连接南北占领区。即便总部指令未完全批准，南北两军仍有部队擅自越过了预定的作战界限。华中派遣军的第十三师团，在南京长江北岸驻扎，无视军部限制，主动向凤阳、蚌埠发起攻击，其意图直指徐州。

山东境内的日军同样一意孤行，持续南下。3月中旬，他们以“追缴眼前之敌”为由，在获得大本营有限默许后，由第五、第十师团的部分主力孤军突进台儿庄，意图控制大运河。这两支骄横的部队在临沂和滕县遭遇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，随后在台儿庄陷入中国军队的重重包围，伤亡惨重，被迫败退。第十师团的濑谷支队长因此被革职。台儿庄的惨败令日本陆军当局震怒。但当他们获悉台儿庄附近有大量中国中央军主力集结时，日方指挥层反而认为这是重创蒋介石主力、摧毁中国抗战意志的良机，随即于4月3日内定，4月7日正式下达徐州作战命令，并决定将原计划于明年进行的武汉作战提前。

台儿庄的胜利，一度极大地增强了蒋介石正面迎击日军的信心，他相信“只要我能首先堵住，再予迎头痛击，终必更获大胜”。军令部迅速拟定增援计划，从武汉、第一、第三战区及广西等地紧急抽调近20万精锐部队，与第五战区原有的13个军（约28.8万人，多数是装备堪忧的地方部队，如川军枪械半为土造。日军一个师团的战力，约相当于中国二至三个军），总兵力集结至近60万。然而，5月1日，军事委员会根据新形势，调整了徐州会战指导方案。方案指出，日军此次目标明确为打通津浦线并击溃我军主力。我方作战方针应为“攻势防御”，但如果敌军大规模增兵，则必须“避免决战，逐次抵抗，以消耗敌之战力”，并同时在武汉和郑州以西集结兵力，准备诱敌深入。这一战略转变，是对徐州地势平坦、不利于劣势装备部队进行大规模阵地战的清醒认识，避免重蹈淞沪会战的惨烈覆辙。

四面楚歌，战略撤退

进入5月，南北各路日军按照周密部署，开始对徐州实施战略包围。担纲主攻的日本华北方面军于4月10日拟定作战方案，准备从徐州西面及西南面包抄，切断守军退路，最终攻占徐州，歼灭中国军队。为此，他们迅速增加了第十六、第一一四两个师团及战车、野战重炮兵等重型装备。4月17日，日本大本营派遣班在济南召开协调会议，讨论南北两军的行动。华中派遣军则在4月24日制定会战计划，以第九、第十三师团为主力，同时向蒙城一线推进，第一〇一、第六师团分别向苏北和安徽方向分进合击。

战场形势急转直下。4月中旬，华北日军首先发起攻击。台儿庄战败后补充休整的第十师团，于4月18日再次猛攻台儿庄，遭到汤恩伯、孙连仲所部顽强阻击。但至22日，日军全线大举南犯，中国部队被迫转向台儿庄东北一带。第六十军在徐州东北一线与第五十一军、第二十军团等并肩作战，勉强稳定了局部态势。与此同时，津浦路南段日军大肆增兵北进，华中派遣军的第六师团一部于5月14日攻占庐州（今合肥），第一〇一师团一部连陷苏北的盐城、阜宁，从后方威胁徐州。第九、第十三师团于5月9日攻占蒙城，守城的第一七三师副师长周元以下约七百将士全部殉国。华北方面军的第十六师团、第十四师团也相继在鲁西、河南方向节节推进，于5月17日、18日分别占领丰县、沛县，并先后切断了陇海铁路以及第一、第五战区间的联络。至此，日军对徐州的合围态势全面形成，第五战区近60万大军面临被围歼的危局。

面对数十万大军即将陷于重围的紧迫局面，5月15日，军委会在汉口召开最高军事会议，果断做出最终决策：避免决战，放弃徐州。次日，李宗仁根据战场实际，迅速部署各军分头向包围圈外转移。具体安排是：张自忠指挥的第五十九军等部在郝寨、萧县等地，负责阻击日军，掩护主力行动；孙连仲的鲁南兵团留守徐州，作为殿后部队；汤恩伯的陇海兵团向西南的亳县、淮阳一带转移；廖磊的淮北兵团由宿县向颍上、凤台方向机动；李品仙的淮南兵团确保官亭、舒城、怀宁一线；韩德勤的苏北兵团则确保淮阴、东海一带；另有第六十九军等组成的挺进军，深入费城附近的鲁南山地，建立根据地，开展游击战。

5月19日中午，徐州最终失陷。当日，蒋介石电令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孙震，彻底销毁徐州一带的火车和机关车，以防资敌。然而，在徐州失陷之时，中国守军的主力已悉数转移，驻守徐州的鲁南兵团也已分两路从西南和南部成功突围。李宗仁的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及汤恩伯的陇海兵团等部队，也从宿县分头向西、向太和、阜阳等地成功突出重围。日军企图围歼中国军队主力的计划，至此彻底落空。

结语

徐州会战，是继淞沪会战之后，中日两军又一次大规模的较量。尽管最终徐州失守，未能完全阻断日军打通津浦线的战略意图，但中国军队广大将士浴血奋战，不仅给日军以有力打击，消耗了其宝贵的力量。更重要的是，在敌强我弱的极端困境中，中国军队成功实施了数十万大军的战略转移，挫败了日军歼灭中国抗战主力的企图，有效迟滞了其西犯武汉的日程，为后续的武汉保卫战赢得了宝贵的准备时间。这场会战，以其充满智慧的战略决策和艰苦卓绝的执行过程，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。它深刻诠释了在民族存亡之际，中国军民不屈不挠、灵活应变的抗战精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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